來源：策展時代、文物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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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博物館概念的出現已經有近10年了，在智慧博物館建設的實踐中，采集了大量數據后，對數據的運用卻顯得不那么盡如人意，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說是智慧博物館建設所面臨的一個瓶頸。如何突破這一滯礙，并從數據的采集、管理、挖掘上入手，形成博物館知識生產和組織服務的新模式，使智慧管理、智慧保護、智慧服務等智慧博物館的核心功能得以穩固運行，在這方面，人文學界新興的數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工具，可供借鑒。

關鍵詞：智慧博物館；數字人文；數據關聯；可視化

引言

2012年開始，“智慧博物館”一詞開始在文博界內出現，并迅速走紅，幾乎成為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的代名詞。按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先生的說法，“智慧博物館以多模態感知‘數據’替代數字博物館的集中式靜態采集‘數字’,并以此為基礎,建立更加全面、深入和廣泛的互聯互通,消除信息孤島，使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形成系統化的協同工作方式，從而形成更為深入的智能化博物館運作體系”。其實，所謂博物館“信息化”“數字化”“智慧化”，提法雖然不相同，但本質并沒有改變，只是在不同階段，為適應階段性要求下的不同任務而有不同的側重和強調而已。宋先生所給出的“基于角色(Role)、對象(Object)、活動(Activity)、數據(Data)四個維度的智慧博物館特征模型”中，數據無疑是智慧博物館之所以能夠成立的基石。當博物館的各類數據——藏品數據、業務數據、管理數據、研究數據、觀眾數據等——紛紛成為數據庫中的沉淀數據以后，如何用好這些數據、發揮它們的價值,是智慧博物館建設必須重視和面對的問題。正如安來順先生所言：“當信息成為博物館收藏、研究、展示和傳播的關鍵要素的時候，數字化更直接將信息或數據置于博物館的核心”，但在智慧博物館的實踐中，對各類數據的運用卻顯得不那么盡如人意，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說是智慧博物館建設所面臨的一個瓶頸。要突破這一滯礙，就必須回歸到“知識機構”這一博物館的核心屬性，從數據的采集、管理、挖掘上入手，形成博物館知識生產和組織服務的新模式。也唯有在此基礎上，智慧管理、智慧保護、智慧服務等智慧博物館的核心功能才能得以穩固運行。而在這方面，新興的數字人文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工具。數字人文研究“致力于促進文化信息資源的廣泛獲取和管理、創新科研數據的處理和研究方法、促進學術溝通、加強學習和教學同時提升文化信息資源的公眾影響力”，這正是博物館的數據應用所需要的，無論是在研究、展示、教育這些重點業務,還是在一般的工作上，都是如此，博物館所累積的大量數據資料正是數字人文可以大展身手的基礎資料源。也就是說，當博物館置身于數字社會，面對數字化轉型的需要，從智慧博物館的功能出發，就必須引入新的手段和方法進行探索，從而改變博物館原有的業務生態，就目前來看，數字人文無疑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本文將通過對數字人文與博物館關系的介紹，探究利用數字人文驅動智慧博物館發展的意義所在；并以上海博物館的數字人文實踐為例，清楚直觀地展現博物館如何運用數字人文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數字展示和傳播水平。

1.博物館與數字人文

什么是數字人文。武漢大學王曉光教授認為，數字人文“是一個將現代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深入應用于傳統的人文研究與教學的新型跨學科研究領域，它的產生與發展得益于數字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科學領域的普及應用”。這一定義反映出了數字人文的學科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數字人文是充滿活力的數字技術與傳統人文研究之間相互砥礪、不斷對話的結果。說起傳統的人文研究，很多人都會想起唐代韓偓的詩句：“白首窮經通秘義”，讀書人對典籍文獻進行細讀和考據的場景躍然紙上。拜當代計算機技術發展所賜，數據庫成為現代研究者查找資料的主要數據來源。在數字人文的語境里，除了數據庫之外，人們還可以借助更多的數字手段改變研究方式，如地理信息系統、圖像識別技術的應用，計算機文本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等新型研究方法的引入，遙讀、開源、眾包等理念上的革新，為人文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文領域的知識生產和交流的模式。多年來，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支撐下，數字人文研究給人文科學范式和人文知識傳播帶來了積極的變化和影響。作為博物館業者，尤其是從事智慧博物館建設的人士，絕不能無視這一趨勢。

作為一個以物（藏品）為主要收藏、研究、展示對象的知識機構，博物館的業務生態基本上圍繞物而展開。即使是研究，也是以藏品本體的價值描述和闡釋為主的單一學科研究范式，并沒有完全擺脫金石學的遺緒和考證傳統，與目前的多學科的融合研究的趨勢差距很大；在人文類博物館，單打獨斗的個體研究也還是一種常態，學術孤島現象普遍存在；博物館的研究和闡釋成為館內研究人員的專利，社會公眾一般很難涉足或參與。這就涉及博物館的開放性問題了。雖然經過多年的數字化建設，博物館積累了大量的以藏品為核心的數字資源，但自身的應用有限，而且開放程度極差，館外學者也因無法取得數字材料而失去了研究的權利。因此，博物館非常有必要改變傳統的業務生態，將業務與數字技術結合，創造出多學科融合、以技術與人文碰撞帶動博物館的新型發展，數字人文可以在其中發揮較大的作用。至少，在方法論層面，博物館有必要借助于已成為知識生產重要方式之一的數字人文，以研究展示為導向，以數字思維及跨學科的知識整合方法介入自身傳統的專業研究活動，形成基于數字內容的知識生產與傳播鏈。文物藏品研究這樣的領域，其進步不是基于新材料的發現，就是依靠新技術方法的運用。對博物館而言，除了考古新發現，就文獻等來說，發現新材料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容易，但以數字人文為代表的新技術對人文研究的介入，如便利和快速的數據清洗和處理，為從文獻中挖掘出新材料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數字人文還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更多樣化的選擇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的路徑，從而帶來種種變化，比如研究領域的擴展，研究視角的更新，等等。極而言之，數字人文所帶來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使得傳統人文科學在新的時代看到了突破困境的曙光，這也是新文科大行其道的原因。馬云說，“物聯網、人工智能將驅動‘新制造’”，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數字人文將給博物館帶來以一系列技術方法為基礎的、以互通互聯的數據聚集平臺為重心的、以多元融合為特質的博物館“新研究”。當然，說“新研究”，并非是要否定傳統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至少在目前階段，數字人文由于其自身的不成熟，還遠遠不能撼動傳統研究的地位。即使在數字人文成長、強大起來以后，它也只是人文研究重要的一翼，并不會完全替代傳統的研究。但即便就現在而言，且不論它所取得的實際成果，僅其所代表的方法論意義，就值得我們重視。在方法論的層面，就如同文藝復興時期曾經出現過的那些有趣的交融，數字人文反映出科技與人文在一個新的層面上的再次融合，它所帶來的將是一種方法論和研究范式上的創新，可以幫助博物館實現研究、展示、傳播等業務的升級和創新發展。這又體現了數字社會的一種需要：當數據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要素，當讓數據說話成為一種習慣，利用數字技術對數據對象進行分析處理就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了。從這個角度而言，數字人文不但是一種描述或呈現的方法（人文成果的數字化），更是一種研究方法：它能夠幫助人們發現問題，在此基礎上，還能夠研究問題甚至解決問題。如果真能達到后者的目標，那么，這種變化對博物館的業務改革無疑是革命性的。

這里還必須提到數字人文的一個特性，就是開放性。沒有數據的開放獲取，數字人文研究大概就會成為無本之木。開放性已經成為數字人文領域的一個重要思想，這與互聯網時代的核心理念也是天然契合的。智慧博物館建設開展以來，藏品數據的采集和管理是各個館都在做的一件事。僅全國移動文物普查中，統一標準登錄文物完整信息的國有可移動文物就有2661萬件／套，登錄文物照片達5000萬張，數據總量超過了140TB（數據來源：“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報告”），這也是智慧博物館建設最大的基礎性成果。一般而言，在互聯網時代，這應該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近年來，荷蘭國立博物館大方地將12.5萬件藏品的高清圖放到互聯網上，供大眾隨意下載；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開放很多藏品的高清圖像資源；尤其是臺北故宮在其網站上設Open Data專區，高清藏品圖片無需申請，不限用途，不需付費，大眾可直接下載使用。國內博物館是否也可照此辦理呢？但事實上，那些因此以為借由智慧博物館建設的發展，而能加快國內博物館數據資源的共享和普及的人士，卻往往失望。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并不在技術和資源本身，而是在博物館人的固有思維上。保守的心態、相對孤立的環境和學術利益的驅動造成了博物館人對資源開放的普遍的不接受。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博物館人員，尤其是管理者開放性思維的建立。開放性思維的建立不會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必須要有一定的外部誘因和壓力才能有效促成，而數字人文由于其本身的開放性，恰好可以擔當這一角色。

總之，數字社會給博物館各項業務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是需求的不斷多樣化和科技化，另一方面博物館的很多業務流程和工作方法很大程度仍停留在傳統的經驗主義架構之內，未能充分地發揮自身的固有功能。數字人文研究的實踐給博物館帶來了嶄新的啟示與機遇，并能夠涵蓋博物館業務收藏、研究及展示的全流程，對實現博物館智慧化的目標具有重要的意義。

2.上海博物館的數字人文實踐

近年來，在圖情界高漲的數字人文建設熱情的影響下，以及國外博物館一些成功項目的感召下，上海博物館也開始了自己的數字人文的實踐。首先我們對博物館數字人文的特點進行了分析，認為由博物館的實物性特征所帶來的源于圖像本體的排比和深度分析，應該是博物館數字人文相較于圖情界和高校社科類數字人文的一個主要的特點，也是博物館數字人文研究能否有所發展的一個關鍵。從博物館的業務面及與智慧博物館的結合出發，我們將上海博物館的數字人文實踐定位在研究和展示兩個方面，即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數據可視化展示，希冀以研究保證展示的科學性。用靈動和直觀的數據可視化方式做展示，可以化復雜為簡單，化抽象為具體,化隱性為顯性，從而增加知識的可接受度和可及性。數字人文的介入也可使博物館的知識以一種有組織、有體系的方式來進行表達與傳播，并以此在泛濫的沉浸式之外為博物館的知識性數字展示找到一條途徑。為此，我們進行了多種數字化闡釋方式的嘗試。

2.1 解析型闡釋

實際上，上海博物館很早就開始在知識傳播方面進行積極的嘗試。比如在2013年，上海博物館網站就借鑒國外數字化專題報道的形式，將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動畫、三維模型等融于一體，創建了國內第一個藏品深度解讀欄目——《每月一珍》。它把一件藏品的信息徹底揉碎之后再進行有效的組合表達，通過在一個網頁中嵌入多種多媒體內容的形式進行信息的分解表達，自然而生動地開展對藏品的多維度解讀，將在陳列現場可能看不到的東西更全面、深入、清晰地呈現出來（圖1）。

圖1??“每月一珍”之犧尊界面（局部）

2.2 關聯型闡釋

在網絡化、數字化的環境下，觀眾的探索欲和自我表達的要求越來越強烈，而數字人文強大的數據聚集能力和無所不在的數據關聯，使我們得以在博物館線上展覽的解析型闡釋模式之外，開始進行探索型闡釋的嘗試，即除了在相關主題下面敘述展品的構造、用途以及展品背后的故事，還試圖讓觀眾在一堆有序甚至無序的數據之中，通過關系性數據的比較，進行互動、觀察、操作，以達到探索、發現的目的。2017年的“遺我雙鯉魚——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文人書札精品展”的網展，是我們以數字人文的一些方法和手段進行線上展覽設計的初步嘗試。為了凸顯明代文人生活的多面性，設計了“見字如面”版塊，即摘錄書札中一些有趣的生活用語，如“缺銀兩”“放鴿子”“下午喝一杯”等，利用數據工具制作成“詞云”作為“見字如面”版塊的入口，目的是用這些當代人熟悉的、直白的生活用語拉近觀眾與古代文人書札之間的距離。此展的另一個獨特欄目則是根據明代吳門人物關系圖所設計的“云中誰寄錦書來”版塊。我們利用“數字人文”的理念和方法創建了一幅吳門文人的可視化互動關系圖。關系圖用了李清照《一剪梅》的詞意，以燦若星空的樣式詩意地表達當年吳門文人群英薈萃的生態（圖2），把原展中已有的錯綜復雜的線性關系圖轉化為可視、多維度而又不失觀賞性的數字化形態的星空結構關系圖。同時我們還充分利用“圖像的詮釋”功能，通過位置排列、色彩變化和球體大小等可視化元素，反映人物間的關系類型和疏遠親近，數字人文的特點得以充分展現。觀眾可以用鼠標作為揭秘工具，直觀而又靈動地了解和思考明代吳門文人之間關系變化的社會現實空間。

圖2???“遺我雙鯉魚網展”之人物關系網絡圖

2.3?發現型闡釋

2018年年底的“董其昌數字人文展示項目”，是我們正式以數字人文的名義開展的一個探索。和以往博物館展示圍繞文物藏品進行鋪陳的傳統做法不同，這一項目選擇了以人物為中心，在收集大量圖像和文本數據的基礎上，按照數字人文的研究思路，以時、地、人、事、物對數據進行細顆粒的分類并重新組合，由此探究和展現董其昌一生的藝術歷程以及其作為一個文人的游藝趣味。同時與實體展聚焦于作品及創作不同，該展示更多地關注創作的成因，并通過知識點的梳理和可視化的效果，意圖為觀眾呈現一個更豐滿的、社會化和生活化程度更高的董其昌。數字人文研究常用的一些技術方法，如文本分析、時空分析、社會網絡分析、地理信息技術（GIS）等均在這一項目中得到了應用，以對數據進行分析并進行可視化轉換。

我們所開發的這一系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可視化展示系統，而是基于學術而產生的一個知識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收納了無數與董其昌及其作品相關的知識點，正是這些知識點構成了一幅可見的知識網，使觀眾得以在其中漫游。最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發現系統，我們收集、整理、展示了大量的數據，有心的觀眾可以通過對數據的深入觀察和比對，去發現問題進而解答問題，既能學到知識，又能得到方法。比如董其昌生平大事的可視化列表（圖3）。它將董氏82年的人生經歷逐年開列，并匯集其紀年作品數據形成曲線相參照，映射出其個人經歷與藝術創作的關系。同時，這張年表容納了董氏所生活年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文化藝術事件，力圖以一種更為廣闊的視野考察社會環境和文化思潮對董其昌藝術理念及創作的影響。這張年表還羅列了同時期歐洲歷史與文藝的重大事件，將中國藝術史置于整個世界藝術史的框架中予以觀照，比較同一時代不同文明中社會制度、文化走向與藝術發展的不同理念和方式，希望反映中國藝術乃至文化的獨特性及其在世界歷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這一設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專業研究的深度信息，并以一種扁平化的方式加以直接反映，既可俯瞰全局，又能諦視細節，形成了系統與元素的并置展示，宏大敘事與個案描述的互相融合。

圖3??董其昌大事作品年表（橫排）

該項目還將人工智能引入到書畫研究和展示，為國內博物館中首次。藏品實物信息的研究是博物館數字人文研究中個性最為突出的部分。實物的形態、尺度、色彩、裝飾元素構成、位置關系、語義指向、主題內涵、表達手法等具有獨立于文本的信息，這些與對其進行描述、評論的文本信息之間的關聯共同構成了關于藏品實物的完整信息。而機器學習技術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更好地把握、分析研究董其昌作品的特征。因此，我們在作品欄目中對董其昌書畫作品數字圖像本體的分析做了一些探索：嘗試引入機器學習技術，以人工智能分辨中國古代繪畫的元素及特征，初步形成了素材數據抓取和聚類的自動化模式（圖4）。

圖4??董其昌項目之作品機器學習界面

2.4 綜合型闡釋

在“董其昌數字人文展示項目”引起業內反響的同時，我們實際也面臨著選擇，我們有過延續董同一模式，做“吳門畫派”或者是“清代四王”項目的考慮，但最終，持續創新的想法還是主導了我們的行動。經過反思，我們認識到，董其昌項目聚焦于人物本身，這是它的優勢，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它的缺憾，即在人、事、物、空間四者之中，太過集中于人及其作品，而對于造就人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有些漠視。于是，就有了“宋徽宗和他的時代”這一項目的最初構想。從董其昌到宋徽宗，不僅是一個由點到面的擴展，而是在試圖改變博物館原有的較為單一保守的研究視野和方式，試圖融入諸如社會學等多學科的內容，使觀眾能更多維地看待宋代文化奇景之所以能夠產生的社會基礎。項目基于文物知識概念模型，面向不同類型用戶，分析文物知識組織方式。通過對各類數據進行語義標引和文本分詞，以及對人、事、物、地、時數據做全面整合關聯，力求能做到博物館數字化展示人、物與社會之結合的理想目標，為文物知識的聚合、敘事、傳播技術研究及創新應用提供經驗。

“宋徽宗和他的時代”項目由綜合主頁及“大事”“人物”“作品”“經濟”“文獻”等七個版塊組成，試圖以人、事、物與時空、社會面的結合實現數據的知識化、結構化和可視化的呈現，從而揭示出北宋文化藝術超逸拔群的背后原因。項目需要圍繞各個版塊進行合理的內容策劃，而圍繞這些內容的資料組織、可視化設計即是本項目的難點。宋徽宗專題涉及非常龐雜的資料，包含歷史、藝術、經濟等諸多領域，且來源于各個渠道，需要有較好的信息組織和處理能力。同時，需要在開發設計中具備良好的數據分析能力，并可熟練使用可視化技術方法。

綜合主頁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由古代文獻記載、文物及相關學術成果資源轉化成的可讀數據經多對多的關聯，組成了以人、事、物為坐標的動態時空型知識地圖（圖5），從而呈現宋徽宗54年人生所反映的北宋末年整體的社會發展趨勢、重大事件節點以及相關文物例證，使原來煢煢孑立的知識點之間的關系及相互的層級得以浮現。“大事”版塊分為圖譜化總覽頁面和時空地圖頁面兩種形式，以呈現綜合、分類兩個闡釋類型。綜合大事頁面（圖6）采用比較傳統的時間軸和地圖相結合的方式，將北宋末年中國及歐洲歷史、文藝發展的進程并陳于一個畫面之中，反映中華文明的區域性特征及在世界范圍內的獨特成就與位置。分類大事頁面通過和戰、災異（圖7）、文藝三個角度，多元聚焦并揭示北宋末年的政治、經濟、文化情況，探討了北宋末年安全環境、自然環境、文化環境對于歷史發展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在這一版塊中，需要能把數據或信息編碼為圖形中的可視對象（例如點、線或條），以將之向用戶清晰有效傳達的技術。我們采用統計圖形、圖表、信息圖和其他可視化工具，使數字數據可以使用點、線或條來編碼，以視覺傳達定量消息，有效地幫助用戶對數據進行分析和推理。“人物”版塊，一是以“變法人物”關系圖譜概要呈現徽宗時期錯綜復雜的政治派系及其內在的關聯規律；二是以“文藝地圖”的形式體現北宋文學、書法、繪畫等方面著名藝術家的時空分布規律（圖8），創作流行趨勢及具體作品實例；三是以“行跡圖”的形式對徽宗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藝人物蘇軾和李清照分別進行個案展現，反映徽宗早期北宋文化特點、其對徽宗藝術的影響，徽宗時期藝術的發展流變及對南宋文藝發展的深遠影響。對于宋徽宗本人，則將其本事、家族（圖9）及作品數據集作為一個獨立的展示單元，并與“作品”等版塊形成互聯，顯示出既獨立又整體的展示風格。

圖5??“宋徽宗與他的時代”綜合主頁界面

圖6?“宋徽宗與他的時代”大事主頁界面

圖7??“宋徽宗與他的時代”災疫大事界面

圖8??“宋徽宗與他的時代”北宋文藝地理界面

圖9??“宋徽宗與他的時代“北宋帝系關系圖界面

作為古代藝術博物館，藝術作品版塊當然不可或缺，這次作品展示我們改變了原來的瀑布流方式以及傳統的分類形式，轉變為在對作品進行分類標注的基礎上，以主題聚類的形式將之呈現（圖10），以實例展現北宋末年藝術發展的大致面貌。為此還專門梳理了上博藏品管理系統中書畫類文物采用的本地標準化術語，映射國際文物領域元數據標準《藝術品描述類目》（CDWA），分別構建了針對宋代書畫類文物的本體、主題分詞詞表，通過分析文物相關的人、時、事、地、物等概念屬性，建立書畫文物知識概念模型（圖11），并進一步形成《書畫類文物知識組織表達模型規范》行業標準文稿。我們還嘗試完成了書畫文物的知識圖譜。當然，想要把數據關聯起來，根據相關原則，數據要求為 RDF 格式。目前上海博物館已有的數據庫均為關系型數據庫，屬于結構化數據，所以需要通過“D2R”（Database to RDF）將關系型數據庫的數據轉換為虛擬的RDF數據進行訪問。主要分為兩步，一是生成Mapping文件，第二步便是通過Mapping文件對關系型數據庫進行轉化和訪問。在構建書畫文物專題知識圖譜過程中，需要整理書畫中的花鳥、人物等元素，同時需要提取印章、題跋等信息，從而豐富書畫文物知識。由于一件書畫文物往往有著大量上述信息，依靠傳統人工提取雖然精度較高，但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無法滿足知識圖譜應用需要。因此引入深度學習技術，對書畫文物的視覺主題元素、印章、題跋元素進行信息提取和語義化的聚類，最終形成智能化關聯和呈現（圖12）。與此同時，我們還引入目前主流的數據庫管理技術，合理安排宋徽宗作品以及其作品中所含有的元素等之間的邏輯關系，以方便對各個作品及元素進行查詢和管理。

圖10 “宋徽宗與他的時代”北宋繪畫主題聚類界面

圖11??書畫文物知識本體基本數據模型

圖12 “宋徽宗與他的時代”作品及相關元素聚類展示界面

以上實踐對于上海博物館來說，突破了國內智慧博物館建設同質化的桎梏，讓傳統的知識體系和數字化的知識系統在博物館中形成了競爭性的多層次知識結構，也給社會提供一種新的博物館傳播形式的選擇，可以進一步的滿足公眾對知識探索、學習的需要。這一切，在形成了上博智慧化建設新的上升空間的同時，也對我們的數字資源質量、人員的知識背景和水平以及思維理念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們積極勇敢地去努力面對。

3.結語

從上海博物館的數字人文實踐來看，確實，博物館的智慧化建設在融入了數字人文之后，可以形成基于數字環境下的博物館研究和展示的新思路。它能高效整合原有的博物館研究的數據資源，打破研究與展示的壁壘，形成知識生產的和服務的新范式：以知識傳導為目標，以數據呈現為手段，引導觀眾探索、參與，自主學習、自我發現、自行獲得。同時，它也拓展了傳統展示的外延，提供了由觀看向閱讀轉換的參觀/學習新方式。當然，由于博物館信息數據數量大、樣本量小，類型復雜、非結構化，采集、關聯、分析、呈現難度大，因此，如果要在博物館中推廣數字人文研究，那需要更進一步地做好數據的基礎工作，比如建立通用的標準，以實現數據的可擴展、可交換；建立相關的語料庫、知識庫；對數據進行清洗、挖掘、標注等工作。只有基礎工作扎實了，數字人文在智慧博物館乃至博物館整體業務建設中的應用才會廣闊。